日期：1957-10-0 作者：钱仁康
钱仁康我听了刘雪庵前天的所谓检讨，感到非常气愤。他的检讨有三个特点：第一，除了大家已经揭发的反动言行以后，没有交代出任何具体事实。第二，他还在表扬自己企图反攻，说什么“抗战开始时，星海说我的方向是对的，希望继续努力”，说什么“解放军渡江前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护校工作”等等。第三，他用狡猾的词句，来替自己辩护，企图逃避责任，或者避重就轻，企图蒙混过关。这些话是漏洞百出，不值一驳的。他说，根据他在音协的谈话的效果，“用我今天的认识来看，完全否定了党的领导和已经在党的领导下做出来的伟大成绩”，意思是说，他当时的动机是好的，就是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产生了那样客观效果而已。可是当他在苏南和华东披着马列主义外衣，假装积极，用进步词句来迷惑人的时候，曾不止一次地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，夸夸其谈动机与效果的统一；今天他露出了尾巴，要把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了，他这种说法；一方面表示他不愿老老实实交代，而想溜过去；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过去的老一套，完全是伪装进步，想蒙蔽群众，骗取领导的信任。他还说，他的反动言论和右派分子起了呼应的作用；但同志们早已揭穿他的“清一色党领导”的论调比储安平“党天下”的谬论还早了十天。他又把他的思想根源归之於音专的资产阶级教育。可是，据我知道。刘雪庵在进音专以前，早已是一个反动的政客，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谈。他可说，他写反动歌曲是想得到反动派的资助，以求深造，写黄色歌曲也是为了深造；并且还自命为学院派；可是他从来不想好好念书，好好教书，他过去已否认自己是学院派，现在又以学院派自居，完全自相矛盾，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谈。他又说他所写的反动歌曲约有二三十首之多，随写随丢，不留底稿。像他这样把作品当作商品，一个老曲子隔了几年又改头换面地变成新作品的人，我就不相信他随写随丢，不留底稿。至於说，黄色歌曲有时先写曲调，临时把歌词凑上去，那更是企图推卸责任的胡扯。他这种检讨是毫无诚意的，我们必须继续地揭发和批驳，坚决打垮这个顽固堡垒。
现在就我所知道的，来谈谈刘雪庵一贯争权夺利的个人野心和两面派手法。
刘雪庵写过一首歌词，叫做“新中国的主人”，最后几句说：“打倒领袖欲，破除权利心，德行兼备，才是新中国的主人”。可是他自己恰恰就是领袖欲最强，权利心最重，一贯不择手段向上爬的野心家。在思想改造时期他对我说：“说我是学院派是冤枉的”。的确，刘雪庵不是学院派，他在音专读书的时候，甚至在这以前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政客。进音专以前，他在四川铜梁当中学校长。在军阀割据的四川，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，当上中学校长，不是简单的事，要不是像他这样在“四一二”以后白色恐怖的局面下加入国民党，后来又替杨森写“家歌”的角色，能当上中学校长吗?但他对於中学校长这样的地位，并不满足，他到上海进了音专。他进音专显然不是去求学的，而是去混资格、找门路的。他在音专时期求名利向上爬的手段有这末三手：一手插进空军、海军，一手插进电影，唱片，一手插到外国去。1933年他应征伪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校歌，得到周至柔的赏识。那时周不知道他是学生，以为他是教授，他也就落得冒充教授，来提高自己的身分，后来果然当上了(60)伪空军军官学校的音乐教官。他写过许多反动的军歌，前几天有几位同志揭发过，这里不再多谈。当时反动派强迫高中以上学生受集中军训，刘也参加了集中军训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不是以学生的身分去参加，而是以教官的身分去参加的。他对周至柔，桂永清是必恭必敬，逢迎得无微不至的。1935年当国民党疯狂围剿红军的时候，他写了桂永清作词的“中国新军人”，宣扬杀敌不顾命，匪类夜遁逃；1947年当国民党军队大肆进攻解放区的时候，刘雪庵又写过反动的海军歌曲，做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们的帮凶，并亲自指挥，灌成唱片，拿到了伪币几千万。刘雪俺求名求利向上爬的第二手是插进电影、唱片的一手，他很会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，写了许多黄色歌曲来麻醉人民。他的“何日君再来”在日寇占领区风行一时，正说明了这些歌曲是为谁服务的，“何日君再来”当时是销路最好的唱片，据说百代公司会客室本来挂着梅兰芳先生的照片，但在“何日君再来”流行的时期，梅先生的照片换上了周璇的照片(“何日君再来”就是周璇唱的)。正因为这样流行，刘雪庵的黄色歌曲不知毒害了多少人!那时刘雪庵的名气的确很大，可以称得上“臭名昭著”；可是，他还不满足，还有他的第三手。当他去音专读书时，白俄作曲家车列普宁来到中国，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，刘雪庵没有得奖，但他就有本领勾搭上车列普宁，利用他在巴黎和东京出版“三歌曲”、“四歌曲”，以后刘雪庵还想通过各种关系，在国外出版自己的作品，企图一举成名。就在写反动的海军歌曲的同一时期，他还以自印自卖的方式，托人在巴黎出版了他的“新中国组曲”，并且寄到美国去寄售。解放以后，有一次他听说苏联有人把他的“新中国组曲”改编为乐队曲，就多方托人，化了很多时间到“苏联音乐”上去找这个消息，作为自己的身分证明，并且攻击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领导，说苏联都去(61)演奏他的作品，但音协的领导不重视他，对他有宗派主义，说他的作品在新中国没有演出的机会。从这次鸣放中我们才理解，他是要把“红豆词”、“何日君再来”重新估价为香花，而把他所谓“教条主义者认为香花的”重新估价为毒草，才算重视他，才算不是宗派主义。他还说：“今年虽然也请了些专家出国，但也还是做得不够”，就是说，没有请他出国。他还想组织艺术教育考察团，出国考察，他是很想到国外去走走，做做国际上的头面人物的。
解放以后，他的反动歌曲和黄色歌曲遭到了人民的唾弃，他一方面要求颠倒黑白，指毒草为香花，贬香花为毒草；一方面另外开辟沽名钓誉的道路。刚刚说过，他进音专不是为了求学；当他教书的时候，又怎末样呢?他对教学工作是没有兴趣的。解放前在社教学院时，他只肯教一门课，因为他说他“不是摆杂货摊儿的”；他随便缺课，毫没有责任心。解放后在苏南文教学院、江苏师范学院和华东师大时，有时不教课，有时教很少的课，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也不教课，说是“看看再说”；但他对沽名钓誉的事很感兴趣，他常常利用他的职权，并想尽一切方法到处演奏他的作品。其实他的新作品是不多的，解放初期他用南京民歌“锄头午”改编为“新锄头午”，换上了歌唱农民翻身的歌词，到处掀出来；农业合作化运动展开后，他又把这首歌换上了歌唱农业合作化的歌词，叫做“组织起来比单干强”，改头换面，算是新作品；到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，他又把这首歌来一个旧翻新，变成了“社会主义幸福长”。十几年前发表在乐风副刊上的“南来雁”(当时他是用它来歌颂国民党空军的)，他在前年也把它改头换面，变成了“飞雁”，到处请人演奏，并坚决要求发表在华东师大的学报上。学校领导要系里汇报科学研究的成绩，他假借代理系主任的职权，大吹大擂地填报了自己创作上的成就，说“飞雁”这个曲子达到国际水平等等。他不及时地把表格发到各个教研组，让其他教师去填，意图使领导上只看到他的夸大了的所谓成绩，而看不到别人在科学研究和艺术实践上的成绩。
前两天苏灵扬同志提到刘雪庵在北京艺师学院检查时，看见到会的人少，便把他的思想也缩小了，便成“小资产阶级的思想”。我们知道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，但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，逐步转变了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反动美学思想，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政治热情，但刘雪庵恰恰相反，在解放以前，他的反动的政治性是很强的，解放后伪装进步，骗取领导的信任，他的假积极的政治性是外强中干的。到了鸣放时期，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攻击起“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，学术性太差”来了。当反动的尾巴从伪装的进步外衣下露出来的时候，又想用“不搞政治”的幌子掩盖他的尾巴，他是有一套反动政客的狡猾手段的。
来源：《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(一)》，(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，1957．11．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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